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来源:华商韬略编委会 作者:毕亚军 

黄鸿年是战略型企业家。他善于抓住本质,抓大放小。他也是一个大写人格的人。他举重若轻,坦诚潇洒,拿得起放得下。上半生,在商界长袖善舞,创造奇迹;下半生,大隐于世,书写从实业家到金融家再到慈善家的圆满人生;他熟谙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融会贯通,活学活用;也经常用毛泽东的话鞭策自己:“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他对生活充满激情,喜欢吟诵歌德的,“生活啊,让激情占有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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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少年行远方 红旗飘飘中成长

祖籍福建泉州的黄鸿年(Oei Hong Leong),1948年生于印尼苏拉威西岛望加锡一个显赫家庭,他的父亲黄奕聪是印尼首屈一指的,与林绍良齐名的财团领袖。

父亲给黄鸿年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一个倾家荡产也要说话算数,履行承诺的人。”创业初期黄奕聪生意失败,为了还债,他几乎卖尽家产,包括给妻子的定情首饰。

这也是父亲给黄鸿年上的最有意义的一堂人生课,依靠这一课,黄鸿年拥有了在商界发展的最大资本——诚信。“他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诚信。我们做生意,他第一要教的就是做人要诚信。诚,是要有诚心;信,就是讲信用。他说,凭这两点,你无论接触什么人,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黄鸿年说。

望加锡是个小城市,黄鸿年却天生是个要登大舞台的人。他很小就想到外面的世界闯荡,而且还性格反叛、爱憎分明、人小主意大,喜欢交朋友,稍微有些力气就开始“行侠仗义”,“不畏强势”。难免回家时,脸上、身上常挂着“彩”,令父母很头痛。

7岁便离开家乡前往印尼谋生的黄奕聪,没有受过正统华文教育,却是个热爱华人传统文化,推崇儒家思想的家长。1955年4月亚非万隆会议期间,他拜会了出席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在对黄奕聪少小离家,却华文根基很好大加赞赏的同时,也对黄家小孩的教育深表关注:黄先生,你一定要设法让孩子多接触中华文化,尽量让他们多接受中文教育,别让孩子长大后变成无根的人。

周总理的好言,让本来就有此想法的黄奕聪深受感动。1960年,原本计划送16岁的大儿子黄志源到北京求学的黄奕聪,临时做出了决定让黄鸿年也跟着一起到北京。“既然他不听父母的话,就送到中国让毛主席管教他。”这个决定却让12岁的黄鸿年很开心,甚至十分期盼。“当时我一心只想到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远离父亲的‘管制’,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他回忆说。

1960年10月18日,黄鸿年和黄志源一起登上远洋巨轮,颠簸一星期后才在广州上岸,于11月初到北京。一路上,黄鸿年知道了自由的代价就是什么都要依靠自己,但他依然很喜欢这种“离家出走”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感觉。

到北京后,黄志源被安排到北京35中上高一,之后考上北大数学力学系。如今,他也早已是成功企业家——APP集团总裁。黄鸿年因为年纪太小,先到崇文小学念六年级,然后考上北京汇文中学(原北京重点学校26中)。

大城市北京,十分符合黄鸿年的味口,如鱼得水,他很快融入到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氛围中。而且,他也没有得到任何特殊照顾。吃、住都在学校。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物质生活十分匮乏。按常理,这段艰苦岁月留给黄鸿年的应该是痛苦的记忆,但黄鸿年却说,当时的心情特别愉快,因为精神文化生活特别丰富,“是一生中最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最幸福快乐的年代。”

黄鸿年是喜欢读书却不喜欢“读死书”的学生。但也许是天分,他读书时,只要考试前两天抱抱佛脚,都可以过关。所以,黄鸿年“从来都没留级”,当然“也从来没有得过第一”。

不爱“读死书”的黄鸿年爱读社会,读大千世界,读国家时事!他还似乎有天生的政治细胞,虽然来自海外,却比绝大多数国内学生更加熟读毛泽东著作,更加对社会主义建设充满激情。这也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这种超常的社会情怀,让黄鸿年积极主动、满腔热血地融入到“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时代,而且比一般同龄人更能接受时代的熏陶和感染。除了熟读毛泽东的有关著作或语录,才十四、五岁的黄鸿年还特别订了五报一刊:《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体育报》和《红旗》杂志。他通过这些来充实自己,并立志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接班人”。报纸杂志看多了,黄鸿年当时还萌生了一个职业理想——做新闻记者。

物质贫乏的时代,精神是支撑和指引人们前进的重要力量,黄鸿年也是这样。为了满足飞速增长的阅读层次和兴趣,他在五报一刊之外读了大量书籍。他把《资本论》的“剩余价值理论”深深印在脑海中,他还用精心收藏的体育徽章和一些进口礼品向一位父亲是报社编辑的同班同学,换了几十本其实是中外古典名著的“禁书”,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雨果的《悲惨世界》、佐拉的《金钱》等等。

“《资本论》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础,《红楼梦》为我上了一堂生动的人情世故课,而对我成长过程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回忆说。

黄鸿年在红旗之下热血沸腾地成长,充满了远大理想。当他读到高二时,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一年8月18日、8月31日及9月16日,当毛主席佩戴红卫兵袖章,三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时,黄鸿年三次都在队伍当中。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如火如荼地推进后,已对祖国和毛主席绝对忠诚的黄鸿年,又以满腔热情投身其中。

“在‘文革’前,我充满激情和斗志,像中国追求进步的青年人一样。毛主席的歌我都会唱,毛主席诗词和语录我都会背。现在,我还经常用毛主席语录作为公开演讲的开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虽早已时过境迁,遥想当年时,黄鸿年依然感慨万千:“那时,我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人人都很有理想、很有斗志。虽然日子过得穷,穿着烂衣烂裤,但大家都在探讨怎样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为社会做贡献。没有人考虑什么个人利益,更没有人想过要发财。”

1960年代,黄鸿年在中国内地度过了青少年时期,而且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

岁月蹉跎志未酬 满腔热情全成空

“文革”爆发后,黄鸿年有了新身份——“黑五类”,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这让他受到很大的打击,但他把这当成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考验。

最初,他想做一个敢想敢闯的“红卫兵”。但未如愿,他随学生大队到各地串联但在中途被“清除”出了队伍。北京红卫兵离毛主席最近,对“队伍”素质要求最高,“黑五类滚蛋,红五类留下”是他们一致的口号。

当不了红卫兵,黄鸿年积极地争取加入党组织,也没有成功。他还是不放弃。为此,原本是华侨子弟,不需要下乡的他,主动背着背包和几本书,同北京一批知青一起到了山西一个小山村。多年后,谈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和浑身都是伟大理想的经历,黄鸿年并不觉得自己是年少痴狂。他引用英国一句俗话为那段日子做了个总结:“年轻时不左没良心,年老后还左是没头脑”。

初到山西乡村,黄鸿年就感觉到巨大落差。社会主义农村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当时已是冬天,他每天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庄稼、掏大粪、扫雪,为开春种小麦做准备。白天辛苦劳动,晚上则和8位热血青年挤在一个炕上睡觉。唯一的露天公厕设在屋外,上厕所时直透骨缝的寒冷至今让他难忘。水,要从100多公尺深的老井往上打,一桶水要花5分钟,还要“一水三用”:先洗脸,后洗头,再洗脚。最初有一年多时间,他几乎没有洗澡,只能用水抹抹身子。电,干脆没有。夜晚降临,只有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和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叫。

虽然条件艰苦,但黄鸿年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报效国家的新道路,干得辛苦,累得塌实,内心充满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希望,常勉励自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不久,快乐和希望开始湮灭,本着接受再教育目标而来的黄鸿年,到了农村才发现,农民可能教育不了自己。一次,他问一位农民大叔:“你小孩上学了吗?”这位大叔说:“上什么学啊,会数人民币就行了。”爱读书的黄鸿年愣了一下,开始怀疑自己到底可以向贫下中农学些什么?当地一些农民也并不欢迎他们的加入,觉得城里来的学生是要和自己争土地,抢工分,因此态度并不十分友善。“北京学生和山西农民,背景的差异让彼此一直都不能完全互相接受。”黄鸿年回忆说。

远远出乎预想的现实,让黄鸿年深受震撼,对前途开始感到迷茫,但他依然觉得这是一种难得的磨练。他坚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年轻人只要有理想有奔头,物质条件的贫乏很快便能适应,甚至乐在其中,但没有报纸,没有广播,和老乡又没有共同语言的日子,使得我们精神上的空虚日渐强烈,让我一点一点地陷入到绝望中。”他回忆说。

不久,更加绝望的事降临到他身上。一次,他遇上了山西体操队一位聪慧漂亮、充满灵气的女孩。“我一看,整个人都呆住了,心想这不就是我梦中的小仙女吗?”经过朋友介绍,他们开始往来,这也成为黄鸿年在艰苦生活中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幸福源泉。

幸福太过短暂。因为“黑五类”加“海外关系”的背景配不上对方的“革命家庭”出身,女方的父母坚决反对,紧接着女方单位的军代表也介入了……

“这段恋情前后只有3个月,过后却搞得我3个月不能吃不能睡。”虽然现在可以笑着回忆过去,但当时,黄鸿年只有绝望的份。

不久,他们俩被强制隔离了,介绍他们认识的朋友也被整得很惨。一段刚刚萌芽的纯洁恋情被严酷扼杀。百般无奈之下,黄鸿年不得不割舍掉这段感情,这让他痛苦之极。一个富裕家庭长大的年青人,满怀报国之心到农村插队,他可以忍受粗茶淡饭,可以忍受不被认同的歧视,但是,他不能眼见心爱的人受到折磨。

痛苦之中,黄鸿年也开始反思。他回忆说:“我觉得我是在浪费时间、浪费青春,我们这群‘早晨八、九点的太阳’,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久,黄鸿年的中学校长高万春先生也自杀身亡,给他很大的打击。高万春是黄鸿年非常敬重的老师,改革开放后,黄鸿年特意在母校捐出250万人民币成立了“高万春奖学金”,以此缅怀。

恋情被强制拆散,校长被迫自杀,这些事让黄鸿年彻底失望。他下定决心要回到印尼去。

1970年,已经22岁的黄鸿年背着一个小书包,带着证件和两本书,义无反顾地坐上了北京到广州的飞机,然后转道深圳,离开了中国。那一刻,他百感交集,心中重复着普希金的著名诗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黄鸿年的10年青春都在中国度过,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在“社会大学”中度过,这对他的人生有非常大的影响,留下了深刻的阶级烙印。至今,他的很多人生哲学和许多做事方法也都是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辩证法中领悟出来的。为了纪念这段日子,他在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文章时,特意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两报一刊”。

插队的艰苦日子,让黄鸿年深刻体会到什么是小农意识、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中国人心态。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意识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民意识。正是有了这段与农民朝夕相处的经历,当他重返中国,与各地政府和企业合作时,他才颇能准确地了解对方的动机和心态,进而切合地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

那段初恋也让黄鸿年难以忘怀。机缘巧合,他后来娶了国民党高官的女儿做太太,太太的祖籍是山东。为此,他风趣地形容自己:“我没娶到山西老婆却娶到了山东老婆。”

他感叹这是命运的安排,然后话锋一转,说:“我是相信命运的。相信,但不要迷信。”

当黄鸿年在中国展开投资计划时,他特意把第一个项目选在了山西。一位朋友专门给他安排了一次和初恋情人的聚会。

在太原迎泽宾馆总统套房,大门打开,一位略显苍老的中年妇女站在他的面前,生活的压力和岁月的磋砣明显地写在她的脸上。黄鸿年楞住了,脑子一片空白,以致对方削了一个苹果递给他时,愣在那的黄鸿年竟然忘了去接,十多年来,他一直珍藏着一张照片,雪地上,松树前,一个青春少女站在银装素裹的世界里,那么纯净,那么美好……回忆过去,黄鸿年仍然被自己当时笨拙的举动会伤害到对方而耿耿于怀。

黄鸿年与太太及子女

天生是个将帅才 识人用人人上人

回到印尼后,父母安排黄鸿年到一家公司工作,并建议他学习打字,开车等等基础知识。他学了几天就兴趣缺缺,但却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领导力,很多工作都是找人代为完成。这让他飞快领悟到一个奥秘:自己不会做不要紧,关键是要找到会做的人,并且让人很愉快的为自己做。

“不到1个月,一切我都处理得很自如。从那一刻起,我就觉得,我黄鸿年这一生,都不会是一个会去从事某个具体工作的人。”他回忆说。

回印尼后,黄鸿年最想去上大学。“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上大学,最遗憾的也是没有上大学。这也是老三届共同的心声。我对宏观一点的,社会的,比如政治经济领域的知识等等很有兴趣,所以一回印尼就要求去上学。”他回忆说。

在黄鸿年的强烈要求下,父亲送他去了美国华盛顿。一位大学教授非常喜欢黄鸿年,但他做的事情吓了黄鸿年一跳。“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空军的文章,分析了中国的空军实力和分布。对中国的机场、空军机种作了详尽描述,还有很多照片,吓得我浑身冷汗。那时在国内,在军区附近照相都是不允许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全是美国人依靠卫星照出来的,这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们当时对老百姓保密的那些,美国人其实全都了如指掌,在他们看来,这算什么呢?”他回忆说。

这位潜心中国研究的教授,遇到一个从中国来,而且坚持读《人民日报》的中国年轻人时,其兴奋程度当然非同一般。他希望黄鸿年帮他做更多有关中国的研究,决定让黄鸿年免试入学。可就在黄鸿年准备开始人生新的旅程时,父亲却要他回家帮助打理生意。他极不情愿,出于孝心,也只好打道回府。

黄鸿年回家后,被父亲安排到家族旗下一个钢铁厂(Pulogadung Steel)担任总裁。直接管理一个大工厂,对从无商业经验的他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但这并没有难倒他,他决定“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

Pulogadung Steel在黄鸿年接管之前,都是从钢铁贸易公司买原料。黄鸿年接手后,决定自创贸易公司直接和日本钢铁商合作。这个主意很好,也很难,日语都不会说,怎么和人家做生意?

“毛主席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做工厂,办企业,搞经营,我自己不会,但我可以请人,请最好的人。”黄鸿年回忆说。于是,他用高于市场几倍的价格请了一位日本高级经理帮助自己,而且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由此开创了他进入商界的第一个经典案例。识人,用人,也由此成为黄鸿年在商界大开大阖的终生法宝。依靠这四个字,他很快成为将帅之才。

“这在很多人看来,很吃亏,但我认为,只要他给我出一个有用的主意,赚的钱就够他一辈子的薪水,可能还有余。”黄鸿年说。这也是他用人的一个原则: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日本经理出的第一招就让黄鸿年拍案叫绝。

“他和我说,日本有种出口信用贷款,可以先从日本把钢铁原材料拉过来,6个月后再付钱,而且这个贷款的年息只有5%。他建议我去申请。”黄鸿年果断采取建议,动用父亲的金字招牌,从管理信用贷款的日本政府部门(MITI)取得了信用授权(简称D/A,一种不用抵押担保,可在收货后6个月付款的贷款)。依靠这一点,他们几年间赚取到几千万美元的纯利。“日本的年息是5%,当时印尼通货膨胀高,年息50%。因此,我用这个贷款买来钢铁原材料和本地其他厂家竞争时,起跑线就不一样了。然后,别人赚50%,我只赚20%,这样一来,我的价格比别人便宜很多,再加上我有信誉,所以经常是原材料刚到,产品还没出来,货就已经预定出去,卖完套现了。”提到这个生意,黄鸿年至今非常兴奋。

真正的精彩在于,转手将从日本用5%年息贷款买来的原材料卖掉套现后,他们会立即把套现的钱存入年息为50%的印尼银行。这即是说,即使他们以零利润将从日本贷款买来的钢材卖掉,只要可以卖掉,他们就可以稳赚45%的利润。

“当然,也有风险,比如印尼货币贬值。”为此,黄鸿年又做了防范风险的安排。一是将部分利润留在新加坡投资房地产,二是开展了棕榈油出口生意。

“这样一来,即使印尼币贬值也不怕。棕榈油出口是赚外汇,一进一出可以把风险自然对冲掉。而且棕榈油是垄断的买卖,垄断是不需要智慧就可以赚钱的,只要命好,八字对就可以了。这也是为什么依靠垄断形成不了竞争力的原因,因为没有竞争就不会去追求进步,自然也不会有进步。”黄鸿年回忆说。

钢铁贸易公司期间,黄鸿年和日本有了很多往来。之后,他也长期和日本保持着商业关系。当他在世界各国做过生意后,日本也成为他最钦佩的国家之一。 

上世纪90年代,黄鸿年收购了北京啤酒、烟台啤酒、杭州啤酒和泉州啤酒,因为看到中国啤酒和日本啤酒间巨大的价差,他决定和日本朝日啤酒合作,对中国公司生产的啤酒进行质量改进和包装,然后卖日本啤酒的价格。这次合作非常成功,日本人在合作中表现出的契约精神,给黄鸿年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觉得,日本人虽然决策过程比较慢,但非常守信誉,一旦签定了意向书,几乎等于签定了合约。但是在中国有些地方,签定了合约才是谈判的开始。

当黄鸿年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投资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也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日本。先是投资日亚集团(Japan Asia Security,占1/3股权,是最大股东),日亚集团目前是东京证券交易所最大的单一股东,这项投资让黄鸿年间接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最大金融机构的大股东。之后,他想扩大投资范围,收购日本住友物流仓储公司,谈判中,他进一步发现了日本人做事的原则——很难用利益打动他们。他和住友物流总裁讨论收购条件时,许诺收购后可以给管理层许多优惠,包括认股权证和额外花红等条件。但住友物流总裁回答:“我现在赚的钱除了拿来还税,剩下的全部交给老婆,赚再多的钱也没有用。”这引发黄鸿年的深入思考。以前,他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美国等地进行兼并收购时也一直以此为运作模式,畅通无阻。结果在日本,竟然行不通。

后来,虽然没有成功收购,但黄鸿年还是收获颇丰。他以每股300日元买进的股票,在收购计划失败后以每股1000日元卖出。这次经历让他明白,日本这个民族有其独特的个性。同时黄鸿年也明白到,外国人很难在日本进行收购活动,因为企业社会主义的管理模式为这个国家的人们铸造了强大的凝聚力。

这些都是后话了。和日本人做钢材生意时,印尼政局动荡,社会不稳,如何在混乱的社会中建立铁打的营盘成为很多商人的生死考验。如何过关?黄鸿年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此,他回印尼不久就交了两个朋友,印尼三军总司令兼反贪部长和情报部长。

“做垄断靠什么?政府关系一定要好。这是我的强项。那时,年轻,敢闯,天不怕,地不怕。你必须把这些关系搞好,这不是说要去仗势欺人,而是有了这个以后,你才可以踏踏实实做事。”黄鸿年回忆说,“有了军政的支持,基本上是无往不利了。对付外面的恶势力,有时候,买路钱、过桥钱还是要给的,但如果有人要是想敲诈的话,我是绝对不答应,也没有人敢。”

黄鸿年的侠义和慷慨,是让他赢得军政支持的关键原因。很多人搞政商关系,只走高端路线,黄鸿年是干部群众一起抓,他特别注重“发动群众”,在基层开展了很多慈善事业。他说:“这个不是写在合同里的,我讲义气,凭良心,每年给出很多,全都是给最基层。军队的待遇很低,子女上学,老弱病残的福利,以及退休军人的福利等等方面,我们都出很多的力量。我越这样做,越得到他们的支持。而且是发自内心的。”

稳赚不赔的钢铁生意,垄断的棕榈油生意,再加上“枪杆子”护航,不喜欢做生意的黄鸿年很轻松就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特别是钢铁贸易,一年时间就做到了全国第一。

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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